当当代艺术入侵纪录片

郭熙志老师书法作品

来源：渡口文化传播

编辑：吴闽薇

我感觉到这两年纪录片老是在强调创新，或者强调一种“作者化”。做纪录片的这些人大部分不是当代艺术出身的，可能有些东西在当代艺术出身的人看来已经不足为奇了，但却很被纪录片的创作者认可。

纪录片的迷失

一开始的这个冲动是想成为带有作者性的、带有自己风格的一个取向，尝试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也有很大问题。因为我们出去当评委，看到一些年轻人也在做这些事情，就是形成了纪录片本身的那些迷失。比如说这个跟踪类的纪录片是不是完全没有价值了？直接电影它是不是就是很堕落的，或者说很落后的一个东西？这个都是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本身我认为有些是伪问题。

我现在看到很多新的东西，其实它就是当代艺术本身了，它已经跟纪录片没太大关系了。你像哈伦·法罗基这样的艺术家，他可能其实已经变成一个展品了，就是这个当代艺术馆里面的一个展品，这样形容可能会比较合适。

有很多人有很强烈的就是“新的是美好的”这样的一种想法。这个想法其实在80年代也是有的，这种焦虑来自于当时在整个的文化方面，我们停滞了很多年，大概停滞了有几十年吧。但是这个源头找得不对。当代艺术能解决纪录片的表面问题，但是很难解决纪录片的文化问题，我认为最根本的是这个文化的源头建设的问题。

虚浮的文化源头

我们现在其实还是比较虚浮的。整个的写作也好，绘画也好，包括当代艺术本身也好，很多源头都是成问题的。就是它没有一个真正的属于自己的内容，很多东西就是一个乱糟糟的状态，比如莫言的小说。

其实莫言的小说就是对乱糟糟的现实的非常本能的反应，他里面没有那种作为文化的内在的要求。中国还没有到真正的文艺复兴时代。包括五四时期我们对西方的模仿，像《雷雨》这样的戏剧倒是有点19世纪那种古典主义时代，那种文化的内在的东西，其他的比如像小说啊之类的，这些东西都很难讲。

沈从文

中国的散文精神

真正的跟中国源头有点关系的就是像沈从文他们的那些东西。沈从文的那些东西反映在他的学生身上，反映在汪曾祺身上，就能够非常鲜明的看出来，其实就是中国的散文精神。因为中国是个文章的国度，所以中国从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一直到后面明朝以后的这个小品文，讲的都是文人和士大夫的一种精神状态。所以你看沈从文的很多作品，其实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那种虚构语言，他整体上故事的主干非常简单，就是日常大家在一起吃吃喝喝的一些东西。

张爱玲

深邃的人性洞察

真正五四这一代有自己文化源头的还有一个就是张爱玲。这两个代表性人物其实他们的源头，一个就是我讲的古代的这个散文精神，那还有一个就是像张爱玲的那种从画本来的东西，只不过她的语言更刻薄一点。张爱玲个性的语言更多，她对人性的这个洞察比较深邃一点，常常看到那个家庭伦理之外的一些东西。如果说这个沈从文还停留在美好的这种田园的描写中间，那么张爱玲她实际上已经是进入了很多很歹毒的那种人性的内部的描写。比如说女人之间的那种恶毒，甚至这个母女之间的那种恶毒，她写得都是很透的。她把人的那种很多的超越日常生活的那种魔性，那种恶毒性给呈现出来了。

而我们现在目前讲到纪录片，讲到当代艺术对这个纪录片的入侵，是缺少源头的，甚至连这样的一个来自于自己传统的这些这些源头的点都找不到，就是一片茫然。

精神性与当代艺术表达的结合

当然我们也不是强调一定要来自于自己的古老传统的点。你比如拉丁美洲的这个文化运动，它的那个文学大爆炸，它其实就是吸收了西方的一些意识流的东西，然后又跟自己那个魔幻的现实结合得非常好。莫言其实是想走这样一条路的，但是这条路他走得比较生硬。

先锋小说

新的是美好的

我觉得他对于来自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消化是有问题的。中国虽然有很魔幻的现实，但是它跟拉美的那种魔幻现实还是两回事。拉美的魔幻现实它有一种自己本地的这个神话的传统，就是它有它自己的源头。它自身的神话和它原始思维中间的那种意识，然后再加上拉丁血液的那种狂欢式的东西，就综合成了一种非常有力量的魔幻现实。这个跟我们中国的魔幻现实的一些东西还是不一样的。

中国其实有很多当代作家，包括余华，包括格非，包括苏童，他们都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大概20来岁的时候就凭借先锋小说全国成名了。因为当时中国到处都是说“新的是美好的”，认为改革开放学习了国外的先进技术，那文化上面也要学新的。那么今天我们再次看这个所谓的当代艺术入侵纪录片，还是要反思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很大的。

首先，你的诉求是什么？你是仅仅要用中国的材料做一个西方的那个东西，还是要真正找到一个源头跟那个西方的东西进行很好的结合，使之“中国当代化”呢？纪录片面临着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肯定你自己的那个根是不能丢的，对吧。但是根不能丢也不是说我现在回头学什么国学，学这个“之乎者也”这些东西。

重新审视

停滞与模仿的“话语”生产

我们的这个中国文学史本身要重新审视，还有这个像中国的书法，中国这些历史留下来的绘画，它里面的那个精神性也需要重新审视。然后这种精神性怎么和西方当代艺术里面的这种表达的更新实现一个很好的结合，这也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现在的情况是没有经历过80年代的人比较盲目，而经历过80年代的人呢，比如现在的一些“老家伙”们，其实他骨子里面还是认同那个西方话语的。这个问题确实是存在的。因为西方现在还是在发展的，所以它的话语里面总会有一些所谓“新的东西”，总是能拿一些比如说行为艺术啊这些大的东西来吓唬中国人。而我们的这些“话语”的生产在某种意义上是停滞的，或者虽然在延续但很多其实是在模仿。

很多人都喜欢说自己的电影一定要像这个是枝裕和的，或者像这个岩井俊二的，最不济也要像蔡明亮，但是其实他们知道，他们要做到侯孝贤就比较难了。因为侯孝贤我觉得他算是把中国的这个文化源头和西方当代艺术里面的一些东西结合的比较好的，他的这个状态是个新的东西。

还有就是阿彼察邦也不错，但是阿彼察邦也只停留在两部作品里不错。一部是《综合症与一百年》，我认为这个《综合症与一百年》它是有东方的这种散文精神在里面的，还有一部就是《极乐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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